刘陶
刘陶,一名伟,字子奇,颍川颍阴人。生卒年不详,东汉末年人物。约汉桓帝至灵帝熹平末(183年左右)在世。沈勇有大谋,不修威仪,不拘小节。通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。熹平末因被诬告与张角勾结,为表忠贞,不食而死。中平元年(184年)被追封中陵侯。

刘陶才华横溢,但没遇上明君建功立业,反而做了亡国之君的陪葬.刘陶通过察举孝廉,被任为顺阳长。顺阳是南阳郡属县,也许是靠近帝乡的原因,县内多奸猾无赖之辈。刘陶到任后,贴出告示,专门招募勇猛有力不怕死的人,有犯罪记录的亡命徒也不排斥。于是,以过晏为首的十多个剽轻剑客前来报名。刘陶首先指出他们以前的过失,要求他们戴罪立功,并让他们分别联络关系不错的少年勇士,组成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。所有的准备就绪之后,刘陶逐一审察案件,奸猾之徒纷纷落网。这件事表明,刘陶不但是个敢言的儒生,还是一个治剧的能吏。后来,刘陶因为有病离职,当地吏民编了一首歌,表达他们的思念之情:“邑然不乐,思我刘君。何时复来,安此下民?

再后来,刘陶进入朝中任侍御史。汉灵帝即位后,素闻刘陶的声名,多次召见他。刘陶博学多才,精通《尚书》《春秋》,为这两部书作了训诂。他还总结分析了夏侯建、夏侯胜和欧阳和伯三家《尚书》学的优劣异同,与古文《尚书》相对照,订正文字七百多处,命名为《中文尚书》刘陶还著书数十万言,作有《七论》《匡老子》《反韩非》《复孟轲》以及条教、辞赋、书记等百余篇。这些文章都散佚了,但从留下来的标题看,刘陶所持的都是儒家孔孟之道,不愧大汉太学的高才生。汉灵帝在史上以昏庸著名,他的缺点很多,劣迹也很多,比如贪财、爱玩、贤愚不分,认宦官作父。但是他也有个优点,就是好学。他曾下诏刊刻《熹平石经》,设置鸿都门学,还擅长辞赋、书法对文化发展不无贡献。汉灵帝引纳刘陶,很可能就因为他博学多才。

就在灵帝登基前后这段时间里,汉朝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,包括两起党锢之祸,正直的士人差不多被一网打尽,朝政被灵帝宠信的一班宦官所掌控。此时,又有一股强大的风暴正在袭来,就是著名的黄巾大起义。黄巾起义爆发之前,有一段很长的酝酿期张角兄弟利用民间开始兴起的道教,以符水治病的方式联合信徒,逐步发展起来。在十余年时间里,徒众达到数十万人,势力所及,覆盖了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之地。很多百姓甚至抛家舍业,背着包裹追随张角。时任司徒的杨赐(杨震之孙)对此颇为警觉,他与刘陶商议,此时刘陶是司徒府的掾属。

杨赐说:“张角等遭赦不悔,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,恐更骚扰,速成其患。且欲切敕刺史、二千石,简别流人,各护归本郡,以孤弱其党。然后诛其渠帅,可不劳而定。何如?”杨赐的办法是,由地方刺史、郡守派人将追随张角的流民区别开来,遣回原籍,然后再抓捕首领。刘陶很赞成,说:“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。”(《后汉书·杨震列传》)杨赐就给灵帝上书,提出建议。此事大概在熹平六年(177),但是当年年底杨赐的司徒就被免,他的建议也被搁置。到光和六年(183),张角的太平道已成燎原之势,其势力甚至渗透到京城和宫廷之中。

刘陶就与奉车都尉乐松、议郎袁贡连名上疏,称:圣王以天下耳目为视听,故能无不闻见。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。前司徒杨赐奏下诏书,切敕州郡,护送流民,会赐去位,不复捕录。虽会赦令,而谋不解散。四方私言,云角等窃入京师,觇视朝政,鸟声兽心,私共鸣呼。州郡忌讳,不欲闻之,但更相告语,莫肯公文。宜下明诏,重募角等,赏以国土。有敢回避,与之同罪。但是灵帝仍然不以为意,还在命刘陶编次《春秋条例》。第二年,黄巾起义正式爆发,朝廷不得不兴师动众,遣将征讨。黄巾起义虽然很快平息下去,军阀割据的局面也已形成,大汉朝廷威权旁落,名存实亡了。黄巾事起,海内鼎沸。

汉灵帝救火之余,查阅旧章,发现杨赐和刘陶的上书,忽然醒悟过来,封杨赐(此时任太尉)为临晋侯,刘陶为中陵乡侯。随后,刘陶又连升三级,迁任尚书令。刘陶因为自己举荐的人将要担任尚书,请求回避,自己愿意任个散职,于是被拜为侍中。又因为屡次直言进谏,受到权臣的忌惮,改任京兆尹。灵帝上任后,于光和元年(178)立了个新规矩:凡是新任命的官员,都要向朝廷交钱,二千石官员两千万,四百石官员四百万,品德好的官员可以减半或交三分之一。有钱的先交钱再赴任,没钱的可以先上任后补交。

汉灵帝继位前是解渎亭侯,过够了苦日子,因此对钱财特别有感情,当上皇帝之后就千方百计聚拢金钱,卖官一直卖到三公九卿,三公一千万,九卿五百万。崔寔的从兄崔烈从廷尉升任司徒,通过宫中傅母程夫人的关系花了五百万,灵帝还心有不甘:“悔不小靳,可至千万!”(《后汉书·崔骃列传》)刘陶家里没钱,上任后按规矩应当交钱一千万,还有个遮羞的名称,叫作“修宫钱”。刘陶深以为耻,就假称有病,不理政事。灵帝一直敬重刘陶,没有惩罚他,把他征回朝廷,拜为谏议大夫。

此时,天下大乱,遍地贼寇。刘陶忍不住还要建言,他说:臣闻事之急者不能安言,心之痛者不能缓声。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乱,后遭边章之寇,每闻羽书告急之声,心灼内热,四体惊竦。今西羌逆类,私署将帅,皆多段颎时吏,晓习战陈,识知山川,变诈万端。臣常惧其轻出河东、冯翊,钞西军之后,东之函谷,据阨高望。今果已攻河东,恐遂转更豕突上京。如是则南道断绝,车骑之军孤立,关东破胆,四方动摇,威之不来,叫之不应,虽有田单、陈平之策,计无所用。臣前驿马上便宜,急绝诸郡赋调,冀尚可安。

事付主者,留连至今,莫肯求问。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,南出武关,北徙壶谷,冰解风散,唯恐在后。今其存者尚十三四,军吏士民悲愁相守,民有百走退死之心,而无一前斗生之计。西寇浸前,去营咫尺,胡骑分布,已至诸陵。将军张温,天性精勇,而主者旦夕迫促,军无后殿,假令失利,其败不救。臣自知言数见厌,而言不自裁者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,国危则臣亦先亡也。谨复陈当今要急八事,乞须臾之间,深垂省纳。

从文中语气分析,刘陶似曾离开洛阳,前往发生叛乱的西部进行考察。“边章之寇”是与张角的黄巾起义同一年爆发的。当时,北地的先零羌和枹罕、河关等地的流寇起来作乱,以湟中义从胡(即归附汉朝的少数民族)北宫伯玉、李文侯为将军,杀死护羌校尉泠徵。金城人边章、韩遂在西部素有名望,叛军就劫持这两个人,拥立为帅,攻掠附近州郡,杀死了金城太守陈懿。朝廷派兵征剿不利,于是蔓延开来,直逼三辅地区,司徒崔烈甚至重提放弃凉州的老调,就像当年邓骘畏惧羌祸一样。

“张角之乱”在东部,“边章之寇”在西部,一东一西,不约而同,眼看大汉江山摇摇欲坠,身为宗室的刘陶哪能不急呢?刘陶所说的“三郡之民”指河东、冯翊、京兆,他建议朝廷停止这些地方的征调,设法使百姓安定下来,然后给带兵抵御的车骑将军张温一些时间,不要急于求成。后面的“当今要急八事”应当是这份奏疏的主要部分,可惜没有流传下来。史书说刘陶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,主要是宦官乱政。

刘陶这么说是有依据的,因为汉灵帝宠信宦官,以张让、赵忠为首的“十常侍”挟持皇帝,无恶不作。郎中张钧上疏说: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,万人所以乐附之者,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、子弟、婚亲、宾客,典据州郡,辜榷财利,侵掠百姓。百姓之冤无所告诉,故谋议不轨,聚为盗贼。宜斩十常侍,县头南郊,以谢百姓,又遣使布告天下,可不须师旅,而大寇自消。(《后汉书·宦者列传》)

然而,十常侍的头没有斩下来,张钧本人却被诬陷下狱,考掠而死。刘陶把矛头对准宦官,宦官们又怎肯放过他?于是他们诬奏道:“前张角事发,诏书示以威恩,自此以来,各各改悔。今者四方安静,而陶疾害圣政,专言妖孽。州郡不上,陶何缘知?疑陶与贼通情。”灵帝昏庸,下令将刘陶抓捕,关入黄门北寺狱,这是由宦官主管的监狱,日夜拷问。刘陶自知必死,对朝廷派来按问的使者说:“朝廷前封臣云何?今反受邪谮。恨不与伊、吕同畴,而以三仁为辈。”于是闭气而死。